武藏號中學課本上一直提1922年華盛頓會議中的《五國海軍軍備條約》（《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這款條約規定了日本對美戰艦比例大致為5:3。但其實此次會議上只是限定了列強的主力戰艦比例，對于輔助戰艦則未作限制，所以之后出現了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會議，限制列強輔助戰艦的比例，美國出于對日本讓步的回報，提高了日本主力戰艦的比例。但隨著世界局勢的演變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華之后，各國實際上都突破條約的束縛。1935年，在《五國海軍軍備條約》《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等條約到期之前，列強在倫敦又開了一次海軍裁軍會議，但日本侵華之心已經堅定，拒絕一切妥協，退出了會議，實際上宣告了“海軍假日”的結束。而日本政府不惜做國際孤兒的背后，就是因為軍部的逼迫，尤其是日本海軍在操縱日本政府這具政治僵尸。大和號一、因統帥權獨立而遷出的麻煩 / 1930年因為日本政府不顧軍部的反對強行簽訂了《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隨后因“統帥權”軍部和政府就發生了爭執，也因此“國賊”濱口雄幸首相被右翼在東京車展刺傷，不久病重死亡。有幾點需要指明，所謂軍部，包括政府內的陸軍省、海軍省，和政府之外的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前，日本內閣雖然其他官職不限出身，但是唯獨國防部門（陸軍省、海軍省）的長官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其大臣人選必須是軍部推薦。也正是因為這項規定成為了日本軍部操縱內閣的鑰匙，因為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國防部長，所以軍部通過讓國防部長辭職，或者拒不推薦國防部長人選來左右內閣的成立。即便是被稱為“大正民主”的政黨政治時期，日本也僅僅是放寬了國防部長的人選，把現役大、中將擔任陸海軍大臣這一規定，擴大到預備役大、中將也可以擔任的地步，換句話說還是要軍人才能擔任國防長官。濱口雄幸軍部還擁有“帷幄上奏權”。當時可不是誰都給天皇上奏疏的，即便是政府官員級別不夠也不行，而且其程序應該是通過內閣遞交給宮內省，再上呈御覽。但是軍部的高級將領們可以繞開內閣直接把奏疏遞到天皇桌上，通過天皇權威來要挾政府。軍部的獨立統帥權，這是明治元老設計制度時最大的敗筆之一。幕末維新，明治元老其實是很不情愿搞西方的制度，因為他們極其擔心西方一套民主思想傳來，把日本平民的良心大大滴破壞掉，所以他們認為軍隊是天皇政府最有力的支柱，必須要獨立存在于資產階級政府，一旦有事（鬧資產階級革命），軍隊上護天皇，下護國體（天皇制）。此種情況下，軍隊獨立于政府，不聽政府指揮，而政府制定政策時反而要看軍隊的態度。正是因為以上幾點，在1930年的海軍裁軍會議時，日本政府和列強達成了裁軍妥協，日本海軍蒙受的“巨大損失”，所以海軍才對濱口政府恨之入骨。海軍省二、1935年前日本的形勢 1931年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戰爭機器迅速發動。而 1932年“五·一五事變”實際上終結了“大正民主”，又掃清了法西斯化道路上的絆腳石。1935年前日本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經濟極度衰退，中小資本家破產。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日本出現了所謂的“軍財抱合”，就是大資本家（財閥）和軍部聯合，軍部讓財閥生產戰爭資源，財閥聽從命令生產，然后把成品賣給軍部，從而完成商品的銷售。軍財抱合是日本通向法西斯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三、日本海軍勢力的上漲 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和30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不僅僅是政府的獨行，也有部分理智的海軍軍官知道日本的勢力不如列強，沒必要和列強“硬剛”，所以支持世界裁軍。這部分人被稱為海軍“條約派”，與他們相對就是海軍中死活不妥協必須和列強硬剛的“艦艇派”。/ / “大正民主”結束前后，海軍中的“艦艇派”掌權，“條約派”將領紛紛轉為預備役。1932年2月2日，皇族伏見宮博恭出任軍令部長，名義是控制海軍的二把手（一把手自然是裕仁），對歐美強硬的高橋吉三郎出任軍令次長實際控制海軍。現在的日本防衛省/ 1933年2月日本又因不滿李頓的調查報告退出了國聯；5月以退出國聯為借口退出了日內瓦裁軍會議。9月日本海軍進行了體制改革“軍令部乃掌管國防用兵一事之機構”， “掌握國防用兵之計劃，傳達用兵之事”（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擴大了海軍軍令部的職權，縮小了歸屬于政府的海軍省職權。四、日美新軍備競爭 / 《五國海軍軍備條約》和《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規定有效期到1936年12月末，到期之前的一年需要簽約國開新會以決定條約的廢留。換句話說就是早就規定要在1935年再開海軍裁軍會議，所以日本早就做了準備。/ / 1933年艦隊派中心人物末次政信升任聯合艦隊司令官，他親手寫了《非常時期國民全集·海軍篇》，惡意制造1935年-1936年將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謠言，強調日本應在此之前大力發展海軍。同年11月，海軍省強行增加海軍軍費“到 1934 年海軍預算已達 4.9 億日元，占當年總預算 22.2 億日元的 22/%......海軍軍費增加了105/%”（伊藤隆編：《続現代史資料）末次政信/ 日本海軍的頭號敵人是美國，美國對日本也十分關注。羅斯福任職總統后采取新政使得美國復興，走出經濟危機，羅斯福也利用新政大規模建設之機，偷偷發展海軍，其目的就是防止日本海軍。當時美國戰艦的“建設費用總數是 1916 年以來海軍建設費用的三倍”（羅伯特·達萊克著：《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 1932-1945》）美日兩國大有新一輪海軍軍備競爭的態勢。五、海軍裁軍預備會議 1934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西蒙邀請日本、美國參加1936年的海軍裁軍會議預備會議。日本、美國均表示同意。預備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4年6月到7月，主要討論的是形式化的事情，即正式開會時間、地點、參加國過和手續。第二階段在1934年10月這涉及了實質性問題：美國要求修改1930年海軍條約，要求恢復華盛頓會議上的比例，并在此基礎上各國再削減20/%的戰艦；日本則主張在平等基礎上最大限度的削減戰艦，并廢除全部航母。美日雙發出于自己的考量都毫不讓步。加上，因華盛頓條約規定，如果簽約國要單方面廢止華盛頓條約，需要提前兩年知會簽約國，所以1934年12月日本趁機正式向美國告知了36年日本將正式廢除華盛頓條約。預備會議至此徹底結束，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太平洋的海戰六、正式開會/(吵架/) / / 1935年12月9日在倫敦的外交部正式召開了海軍裁軍會議，美日英三方主導，會議一開始各國就積極發言，陳述主張，和1930年的海軍會議時大家都很“拘謹”大不相同。這也反映了不同于30年國際環境的消極，35年的國際關系可謂相當激烈。日本代表是永野修身大將，要求各國海軍應該保有一定限度，在這個限度內各國可以隨意發展海軍，而且應該廢除或大規模削減戰列艦、重巡、航母等主力艦。這個提議可不是出于維護世界和平，而是日本考慮到自己的實際能力不能完全和列強“硬剛”，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拉低列強的海軍裝備，自己則可以依靠驅逐艦、輕巡洋艦等輔助艦艇獨霸西太平洋（畢竟當時中國的海軍基本說是零）。美國則“固執”的強調華盛頓和30年倫敦會議的比例規定。雙方都不讓步。會議拖到1月6日，參加國中的法、意兩國率先婉拒了裁軍，日本以不能實現既定戰艦建造為借口，1月15日也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后日本再無限制軍備的條約的束縛，可以肆無忌憚的制造戰艦了，終于在法西斯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膨脹到和美國開戰。珍珠港文史君說： 雖然日本可以無限制的發展海軍，但是實際控制海軍的將領思想僵化，還是玩一戰以前的“口徑即正義”那一套，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造大炮巨艦上，認為戰艦越大越好，以至于出現了世界大戰艦大和、武藏號，而“敵國”美國則因為資金充足，既可以發展航母進行超視距打擊，也可以發展巨艦大炮實行炮艦政策。結果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的超弩巨艦武藏號連敵人的船只都沒看見就被美軍艦載機擊沉。日本主動退出海軍裁軍會議對列強來說也是好事，列強的綜合國力畢竟遠強于日本，所以一旦展開公平競爭，日本必然是捉襟見肘。雖然珍珠港美軍被偷襲損失不小，但到中途島海戰之后美日海軍局勢迅速逆轉，中途島后的太平洋戰爭可以說完全是美軍單方面的碾壓。參考文獻1.劉景瑜：《近代日本海軍對美7成比例問題探析》，《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7月2. / 劉景瑜：《1935年倫敦海軍會議及對日本政局的影響探析》，《歷史教學問題》2016年10月3. / 胡德坤：《一戰后的美日海權角逐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武漢大學學報》2013年3月。
你是否羨慕過交易者的工作方式？ 可以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也可以從繁瑣枯燥的日常瑣事中解放出來，對任何人不予理睬。 很多人向往這樣的工作方式，但沒有幾個能如愿以償。在交易這個高難度的“賭博游戲”中賠的人多，賺的人少。有些人是因為無知，有些是因為缺乏自律。 本書從心理學、交易技巧和資金管理和交易記錄四個方面帶領我們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交易者。 牛市與熊市的由來 牛在戰斗時總會揚起自己的角，因此象征多頭。多頭也就是買方，判斷價格會上升，從而買入來獲取利潤。熊在戰斗時則用其掌從上往下攻擊敵人，因此象征空頭。空頭也就是賣方，判斷價格會下跌，從而賣出來獲取利潤。 市場上除了多頭，和空頭還有一方就是 觀望者。 觀望者的存在增加了買賣方的壓力。買賣雙方通常很快就完成一單交易，原因在于他們知道自己周圍被一大群躍躍欲試的觀望者包圍，這些人隨時都有可能插足進來并搶走他們已正在進行的生意。觀望者營造出一種令人緊張的氛圍，迫使買賣雙方快買快賣，市場變幻莫測。 價格圖表很好反映了市場各個群體心理的搖擺不定，所有牛熊交易的轉換，即多空頭雙方的爭奪戰。一個嚴謹的交易員的任務就是發現多空雙方之間力量的平衡點，并下注于將獲勝的那一方。 財富來源 你是否想過交易者的利潤到底來自哪里？ 有人將交易比作一場中世紀的戰爭。在戰場上戰士身穿盔甲，手持武器試圖殺死敵人。獲勝一方將繳獲失敗者的武器、財產和妻子，并將其子女賣給他人當奴隸。而現在，交易所取代了中世紀的戰場，當我們從一個人身上榨取利潤時無異于在抽取他的血液，他會同樣由于被我們賺走了財富而失去他的房屋、財產和妻子，他的子女也會因此而受苦。 交易意味著一場彼此爭奪的零和游戲，你賺到的錢來至于別人的口袋。這也是為什么交易如此艱難的原因。 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 個人投資者也就是散戶，資金量少，一般情況下處于劣勢。而機構投資者成交量大，財力雄厚令他們具有極大的優勢，可以享受到較低的傭金標準。他們可以雇用到業內最好的研究員和交易者。一些機構還設有所謂的輿情數據信息網絡，這使得他們能搶先于散戶行動。 但機構投資者也有一個弱點就是他們必須交易， 無論價格走勢如何，銀行都必須去活躍債券市場，谷物生產商也必須活躍糧食市場， 而個人交易者卻可以選擇自由選擇交易時機，靜待良機。 價格漲跌和市場情緒 價格看漲者與看跌者共同組成了一個松散的市場，并在其中賭未來價格的上漲和下跌。每個價格都代表市場某個時點的群體共識，因此交易者實際上都是在賭群體的未來觀點和情緒。群體情緒游走在樂觀與悲觀、希望與恐懼之間。 上漲的速度取決于交易者的情緒：如果買方的情緒比賣方僅強烈一點點，那么市場就會緩慢上漲；如果買方的情緒強烈很多，那么市場就會迅速上漲。 市場上漲時，空方盈利縮減直至虧損，感覺被套，空方急于平倉，價格也呈現拋物線式的上漲。恐懼是比貪婪更加強烈的情緒：空方平倉造成的上漲速度更為迅疾，盡管不會持續很久。 市場下跌是因為多方的恐懼與空方的貪婪。通常情況下，空方更傾向于在上漲時進行賣空，但如果他們期待在市場的下跌中獲利更多的話，就并不介意在下跌過程中賣空。恐懼的多方只有在折價的情況下才愿意買入。只要空方滿足這些要求，并且持續賣空，價格下跌的趨勢將會持續。 當多方的利潤逐漸消減直至虧損，他們就會恐懼地賣掉手中的籌碼，他們如此急迫地從市場中套利以至于他們折價出價。市場會因為這些恐慌型的低價拋售而進一步下跌。 交易員的工作就是分析多空雙方的情緒以及情緒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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